摘要：道教通过戒律建立神圣秩序，以规范道教徒的言行和思想，并指导道教团体的内部生活。与此同时，道教戒律还对世俗社会的家族道德、经济伦理、法律制度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由此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新时代，在道教中国化旗帜的引导之下，道教界一方面应当继承道教戒律的优良传统，充分挖掘道教戒律中有助于个人身心健康、教团发展、社会伦理的有益因素，另一方面，也应当推动道教戒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贡献出更多的光和热。

关键词：道教中国化；新时代道教戒律；社会文明；文化自信

古德有言：“有经而无戒，犹欲涉海而无舟楫，有口而无舌，何缘度兆身耶”，故“道学当以戒律为先。”道教戒律是道教徒试图规范自我、诠释自我的一种努力及其文化表达，戒律一方面指向成仙、获救、解脱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也在回答着在现实生活中“人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问题。

道教的戒律包括“戒”与“律”两部分。“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律者，率也，直也，栗也，率计罪愆，直而不枉，使惧栗也”。换言之，“戒”是分别善恶的准则，是导人向善远恶的规范，重在启迪和防范；而“律”则是对具体行为进行衡量判断，并对恶的行为施以惩罚的规则，它以“戒”的善恶标准为根据。此外，道教戒律还包括宫观清规、善书、功过格，等等。

道教戒律的产生、演变及其内涵与外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前，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道教也在国家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道教戒律也应当在批判继承的原则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新时代道教戒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道教戒律的产生与发展

道教自其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戒律。《道德经》是道教的根本经典，其中就有许多严格的行为定规，这些行为定规初始并未冠以“戒律”之名，却处处彰显着道祖老子处世修道的智慧，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上善若水”“戒贪欲”“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等等。

汉代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便已蕴含着丰富的戒律内容。如在《太平经》中“戒”字出现240余次,“诫”字出现50余次。“诫”“戒”二字通用，主要指神的训诫，《太平经》中常见的类似词组高达二十余种，如神诫、大诫、诫书、戒文、明戒、天戒、常诫、书诫、敕诫、神戒、重戒、教戒、敕戒、仁戒、性戒、道戒、禁戒、斋戒，等等。《太平经》每篇大体上表述一个主题的训诫，都是修道必知必遵的诀要、禁戒之意，如“不孝不可久生诫”，强调恪守孝的伦理对于修道致长生的重要性等。

《老子想尔注》的道戒意识也十分突出。在《老子想尔注》中，使用“诫”字45处，其含义乃指道的准则与规律，如“人欲举动勿违道诫，不可得伤王气”。《老子想尔注》戒律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想尔九戒”，包括“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此上最三行。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此中最三行。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此下最三行。”其后，在“想尔九戒”的基础上，又发展出“老君二十七戒”。

天师道在张鲁降曹北迁之后，旧有的组织系统和科律制度无法持续，致使天师道组织混乱，教戒松弛。这时期问世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上承《老子想尔注》，并结合儒家伦理纲常，强调“天地合和”“国家合和”与“室家合和”的必要性，形成了“不得淫泆不止”“不得情性暴怒”“不得佞毒含害”“不得秽身荒浊饮酒迷乱”“不得贪利财货”等具有道、儒思想特色的五戒条，总结了道教戒律萌生时期的戒律思想和主要戒律内容。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革新发展，道教戒律全面兴起，这其中，寇谦之、陆修静对戒律发展贡献最大。寇谦之所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借太上老君的名义，对旧有弊端百出的教团组织予以改革，增加对于道官祭酒行为的约束教戒，如禁止道官祭酒乱民取财、废除房中黄赤之法、改革道官祭酒父死子继之陈规旧制等教戒。陆修静著有《陆先生道门科略》，要求道众勤学严守戒律，“三宣五令，令民知法”,“科禁威仪教救大小,务共奉行”，“禁戒以闲内寇，威仪以防外贼”；恪守三会日朝会制度，严格落实箓籍，以整顿天师道组织。

隋唐以至宋元时期，道教戒律获得了巨大发展，这表现在对旧有道教戒律的系统化整理，以及随着新教派的产生而出现的新戒律。朱法满的《要修科仪戒律钞》，张万福的《三洞众戒文》《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云笈七签》卷38至40《说戒部》对唐宋道教戒律均有详细记载。金元时期是新道派滋生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诸多新的道教戒律，更引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清规也正式成为道教宫观的重要规范，陆道和编集的《全真清规》辑录有《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十条、丘处机住持长春观时订立的《执事榜》三十六条，及元代全真道的其他一些戒规、礼仪等，如《指蒙规式》《游方礼师》《堂门戒腊》《坐钵规式》《三不起身》《全真体用》等。清规不仅是警戒、规范性的条文，而且突出对违反戒律行为的严格惩罚。

以倡导人世的道德修持为特色的净明道，也十分重视戒律创设。净明道认为戒律之设是因为人贤愚不齐，故太上设律教人。“太上推好生之德，悯人生之不齐，不得不彰其法则垂慈立教。夫法者，律也。律不善以归于善，律不仁以归于仁，律不忠不孝而归于忠孝净明也”，从道者“当守律勿失，仰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净明道的垂世八宝：忠、孝、廉、谨、宽、裕、容、忍，也是对早期灵宝道戒的继承和发展。

明清时期道教戒律进入了一个稳定、总结的阶段，同时，道教善书、功过格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此一时期，戒律由繁入简，而宫观清规则由简入繁，都更受重视，作用更加突出。明初，身为道教领袖的张宇初为适应形势需要，以清整教内纲纪为已任，撰《道门十规》作为纲领，规范教内秩序，力挽“玄纲日坠，道化莫敷”之势。创立了十条戒律规范，涉及道教源派、道门经箓、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田粮、宫观修葺。这十条规戒化简御繁，总结归纳了往日旧规。

对全真道戒律做出中兴贡献的是清代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王常月所处时代的情势与明初张宇初类似，他深以玄风颓敝为叹。王常月认为：“凡初入太上正宗法门，不问道俗，必先遵依太上金科玉律、三洞戒文”清顺治十二年(1655)任白云观方丈前后，相继三次奉旨开坛说戒，度收弟子千余人。而后又不辞年高，先后南下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收徒传戒，广度弟子，使明末久衰的全真龙门派呈现出中兴的局面。他管理白云观期间，严格清规戒律，整伤道门，最终使得白云观发展成为全真第一丛林。他的戒律著作有《碧苑坛经》《初真戒律》等。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教有戒律，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无法国不安宁，无规家不兴盛，无戒律则教不持久。纵观道教漫长的发展历程，道教兴衰起伏无不与道教戒律是否与时俱进、严谨坚守密切相关，无不与道教戒律能否兴利除弊、改革创新紧密相连。

二、道教戒律的特点与功用

道教戒律的形式灵活丰富，品类繁多，从名称上来看约有二十种，包括戒、律、科、愿、念、劝、格、行、品、忌、禁、规、清规、清约、式、诰、德、诀、病、药等等。但在道教教义中，戒律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它实是关乎信仰与修行的根本概念。戒律既是道教的伦理规范、组织规范，同时也是一个体现教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其中蕴含着道教的基本哲学认识。

首先，戒律是复其本性的津梁。道教认为，人的天性本是净明无碍的，与道相合，在这种状态下是不需要戒律的。但当人心受到诸种诱惑障碍之后就易迷失本性，原本全具的道也随之受到了亏损，为了节制人心由此所生出的贪欲情惑，故设道戒以制之，以期返本归性，体道合真，故曰：“戒律者，乃初学之防范也。上古无戒，修道咸真；中古无律，悟真证道，后世人心为物欲所泪，天性为安念障遮，由是戒律所由出也。”

其次，戒即是道，奉戒就是成仙。道教以成仙信仰作为根本信仰，而奉戒正是成仙的方式之一。《老子想尔注》在解释“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一句时说：“一者，道也。设诫，圣人行之为抱一也，常教天下为法式也”。在注解“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一句时说：“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失一也”，可见道即是戒，所以又称之为“道诫”，守戒就是守道，也就是成仙之道。

最后，道戒还是天地神人共同遵守的律法，无论是个体、社会、自然、还是仙圣真人都必须遵从道教戒律。道教认为养生、求仙、齐家、治国、地运、天行都是与大道一体相通的，人的内在秩序与社会秩序、宇宙秩序也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无论天地神人都必须遵从同样的道德戒律。“五戒者，在天为五纬，天道失戒则见灾祥；在地为五岳，地道失戒则百谷不成；在数为五行，五数失戒则水火相薄、金木相伤；在治为五帝，五帝失戒则祚天身亡；在人为五藏，五藏失戒则性发狂。”由此可见，戒律是天地神人共同的规则，守戒、失戒关乎个人的生死寿天，关乎家国的治乱兴衰，关乎宇宙自然的有序与失序。故道教戒律不仅有在家戒、出家戒，还有亡者之戒、鬼神之戒，等等。

道教戒律具有多重功用，包括调整修道者个人的身心，规范宫观日常生活，调整道教徒社会关系，等等。

第一，在调整修道者的身心上。“清心谓之斋，克已谓之戒”，戒律对于道教徒的首要作用就是克服一己之心欲，去除邪杂之念想，使心归于澄明正定。因此，戒律对道教徒修行思想的控制是首要的功能，历来教典与高道都谆谆告诫以戒制心的重要性，如清初王常月就将戒比喻为降魔杵等。

修炼者的一举一动无不关乎求真，每有施为当思合道，作为道教徒，行无大小，言无轻重，处处要自觉地受戒律的约束，时时不违规矩。行止不当，便即损道，举于投足之处，一言一语之间，当念中规中矩。《道德经》认为，感官认识对人的心智是一种强烈的干扰，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迷惑心智而失道，道祖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故当取消对感官信息的依赖，与物同一，以心直悟。东晋末年便有灵宝派初级弟子受持的《智慧闭塞六情上品诫》系统地以戒律来控制人的视听举止。其称：“第一诫者目无广瞻，乱诸华色，亡睛失瞳，光不明澈；第二诫者耳无乱听，混于五音，伤神败正，恶声啼吟；第三诫者鼻无广嗅，杂气臭腥，易有混浊，形不澄正……”

道教徒的一思一行都受到戒律的规范约束，行斋、设醮、作忏、传经时，更受到戒律的规范。道士必须严格依照应有的方式执行，恪守相关戒规，否则将受到惩罚。如道士在进入道场之前，就需遵照戒律净洁身心，《太上大道玉清经》载：“入斋戒道场之法，先当慈悲，第一不阴恶，第二不思色，第三不思淫，第四不思杀，第五不思肉，第六不思胜，第七不思欺。然后沐浴五香，荡除尘累，整其威仪而诣道场。”

道士在行斋设醮时需要注意戒律，在内丹修炼中同样也需要戒律。外丹修炼的丹戒多涉及时间、地点的选择等方面的禁忌，如约出于唐宋间的《天皇太一神律避岁经》就专门谈炼丹择日避秽之法。内丹的戒律更加复杂，除时间、地点、人事的限制之外，还常常涉及内在的道德规范。南宋王庆升有所谓“修丹十戒”：一戒，遏恶；二戒，扬善；三戒，惩岔；四戒，窒欲；五戒，禁酒；六戒，绝茶；七戒，朝实；八戒，暮虚；九戒，高床；十戒，低枕(床三尺、枕三寸为宜)。

第二，对宫观日常活动的规范。宫观是道士修道、祀神和日常生活的专门场所，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与宫观生活相应的规戒也随宫观的出现而建立起来，规范与控制着出家道士的日常活动。宫观的日常活动包括专门的修行活动和日常生活活动两部分，都与戒律关系密切，受戒律的指导和约束。《正一威仪经》载：“道士行住坐卧，皆当合道，正容敛色端直其身，不得倾斜，失其仪相，威仪先首，可不慎之。”由此道教是将道教徒的整个生活过程都宗教化了，饮食冷暖之间都渗透着对道的认识和求索。此外，行住坐卧还关系到修道者的健康，蕴含着养生的因素，“禁久立，禁久坐，禁久渴，禁久视，禁久卧，禁久听”。因此之故，道教徒的日常生活也被视作修道的延续，道教戒规延伸到了徒众的一言一行，约束着食宿起居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宫观日常生活方式控制的日益严格化，也导致了威仪的严格和宫观清规的产生。

行住坐卧之外，道教也重视对日常饮食的控制，这主要出于养生与生态等方面的原因。道教用戒律的形式将一些认识成熟的饮食禁忌纳为规范，使养生戒律化，修道生活化。

第三，戒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道教要求形成“上下和睦，尊卑信顺，如运手足”的观内关系氛围。官观内的关系涉及到师徒、同道、管理与被管理等等方面，而戒律对这些方面都有相应的认识和规范。比如观内最重要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父是传经授道、引凡登真者，没有师父则无法体道开悟，故入道者须归命法师、受三皈戒。在对同道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中，戒律最强调的是交友应择贤，“不得交游非贤，居处杂秽，当慕胜已，栖集清虚”。《初真十戒文》又进一步把道友分三等，即云朋霞友、良朋知友、狂朋怪友。

在广大的道门中，信徒既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但无论出家与否，道教戒律都强调孝悌敬睦的家庭伦理，既提倡居家修行者、世俗凡人遵行，也要求出家道士遵行。如《九真妙戒》载：“二者敬让，孝养父母”,《玉清经》十戒曰：“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

道教戒律还秉承了道祖老子《道德经》和光同尘的思想，圆融出世与入世两方面。如《虚无善恶律》要求做到“和光顺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继承汉魏道教济世倾向的基础上，道教戒律充分体现了当时强调济世、度世的教义理论，在戒律中加强济度世间、佐国扶命的诫约，持戒成为度世的必要途径。“凡人有心学求度世，先能持戒解而不滞”。道教戒律以“当念先度人后度已身”为价值观念，要求修道者“发大慈悲，憋念一切，灾厄恼难，咸愿度脱，生死休泰无复忧苦”。道教戒律通过“教人行善不为非恶”的劝助，祈愿方式表达其期望人们以善相待、协调相处的立场。

道教戒律还提出了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应当谨守礼节，懂得礼貌，如不得泄人阴私，不得妄求窥人书疏，不得说人亲长过恶，不得面誉世人，阴毁善人，不得隔壁探人家室，不得妄受人礼敬，不得夺人所好物，不得任性自用，不得吐舌向人，不得以秽物戏人，不得怀怨思报于人，不得怒目视人，不得自骄自贵，所至之处必先问其禁忌，凡入人家必先问其家中尊长名讳，等等。

总而言之，道教戒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哲学特色，继承和发扬道教戒律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道教戒律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共通之处，对于个人的身心修养，社会关系的调整都有着重要作用，这也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打造新时代文明风尚提供了文化滋养。

三、结语

道教戒律是道教徒正信正行、防非止恶，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及生活准则，在道教发展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对道教信徒有着普遍的约束力。然而道教因门派不同，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戒律体系，都名曰道教而实为相对独立，这为同根同源的不同道派带来了相互生疏之感，也对道教的社会认知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各个道派应当尽早摒弃门户之别，在“道”这个共同的核心信仰统领下，形成较为统一的新时代道教戒律文化。以凝聚道教的向心力，提升道教的社会形象。而这便要求道教界在批判继承传统道教戒律的基础之上，推动新时代道教戒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回顾历史，可以看见，道教繁复的戒律皆是在不同时代背景的社会环境中，因应各教派之需要而产生的。道戒随着教派的兴衰，适时而发挥其稳定教团发展之功能，或在立教之初，或在衰颓之际，或对个人修持，或对教团组织，皆有其不可忽视之作用。与此同时，在道教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道教戒律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也已成为了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内在规定因素，熔铸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品格。因此，推进新时代道教戒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有助于推进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更能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独属于道教界的智慧与力量。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教职人员是信众的心灯，为人师表，要自觉觉人。对于戒律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如影随行，做到自省、自重、自律。要不断升华自我，把戒律作为纯洁心灵精神的手段。精严戒律，以戒为师，纯正教风是每一个道教人士的职责所在。我们道教中人只有持戒奉守，勤修不怠，以身示范，正己度人，才能不负时代的恩遇，把道教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再造道教新的辉煌。

（作者 李福：安徽省道教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