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桂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主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政策，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1961年，在中国道协成立了道教研究室，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道教研究机构。著名的道教学者、中国道协会长陈撄宁主持制定了研究计划，指导研究人员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创办了当时宗教界唯一的内部刊物《道协会刊》，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资料发表在此刊物上，推动了道教研究的进展。

在学术界，1949年以后，一些前辈学者如王明、汤用彤、陈国符等，继续从事道教研究，取得了非常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的成果。但由于此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后来又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的开展，所以道教研究进展缓慢。这不仅表现在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难以发表，而且几乎没有新生力量投入到道教研究中来。特别是在“文革”期间，道教研究一度处于全面停顿状态。

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大概有50篇左右，专著只有王明《太平经合校》等极少几部。研究路向还是延续之前的传统，以历史和文献研究为主。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道教历史研究

关于道教历史的研究仍然是此阶段研究的重点。如1950年，陈寅恪发表《崔浩与寇谦之》；1963年，喻青松发表《道教的起源与形成》；1964年，喻青松发表《中国的封建阶级同道教的关系》，蒙文通《道教史琐谈》脱稿于1958年，发表于1980年《中国哲学》第四辑，也应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在道教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如1960年，王明《太平经合校》出版，该书是系统整理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力作。1963年，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出版增订本，对1949年版进行了少量修订，并新增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等附录。另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也探讨了道教经典问题，如王明《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太平经目录考》，汤用彤《读道藏札记》，陈撄宁《〈老子〉第五十章研究》《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等。这些学者的文献研究均延续了先前的学术传统，考证扎实，至今仍被视为名家之作。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如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汤用彤《寇谦之的著作和思想》《康复札记四则》。这时期在道教思想的研究进路上，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唯物和唯心的问题。

（四）道教外丹与医药养生研究

此阶段有几位化学史研究者关注道教，研究外丹，发表了比较重要的成果。如袁翰青写有《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的著作》《从道藏里的几种书看我国炼丹术》等论文。同时，还有几篇介绍葛洪及其炼丹术的文章，如徐克明《研究化学的先驱者——记我国古代的炼丹家葛洪》，陈曼炎《我国古代化学家葛洪》。而化学家出身的陈国符发现不搞清楚道教，就说不清楚中国化学史，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花费巨大精力研读《道藏》，撰有《道藏源流考》一书，于1949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陈国符继续研究外丹，撰有《中国黄白术史略》。1963年，《道藏源流考》出版增订本，其中就新增了外丹研究的新成果。

关于道教与医药养生的关系在本阶段也有所关注，主要集中于介绍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士医家的医学成就，如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王明《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方昭《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等论文。

（五）道教音乐艺术研究

此时期对于道教音乐艺术也有一些调查和介绍。如1957年，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油印本《苏州道教艺术集》1958年，扬州市文联油印的《扬州道教音乐介绍》。1958年，民族音乐研究所油印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对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进行了记谱整理和文字分析，该书于1960年正式出版。另外，1963年，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增订本新增了《道乐考略稿》一文，这是对道教音乐的历史文献学研究。

二、道教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1979-1989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道教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专门的道教研究机构得以成立，专业的道教研究人才也不断培养出来，从此道教研究步入到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道教研究获得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无论从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深度，还是成果的数量来说，都实现了快速超越。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出版著作为例，不包括单篇论文）：

（一）道教历史与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道教研究恢复之后，研究的重点首先集中在研究道教历史，尤其是道教通史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在80年代组织力量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道教通史《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1987年，萧坤华翻译日本窪德忠的《道教史》出版；1988年，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出版。这几部道教通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道教历史研究的新进路。

同时，道教断代史、教派史、区域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如1985年，李远国《四川道教史话》出版；1987年，王家祐《道教论稿》出版；1988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出版；1989年，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出版；1989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出版。这些断代或专题的论著，也反映了道教历史研究的深化。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道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本阶段研究的重心。首先是老专家的著作得以重印，如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在1979年重印；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又于1985年重印。其次，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1980年，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出版；1981年，周士一、潘启明《周易参同契新探》出版；1983年，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出版；1983年，陈国符《道藏源流续考》出版；1988年，陈垣等《道家金石略》出版。另外，1988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了大型道教典籍丛书《道藏》，该书是以民国涵芬楼影印本为底本缩印而成，共36册，为道教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上述成果既有对道藏和专门经典的整理研究，也有对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反映了道教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方面，也出现新气象和新成果。1980年，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阐发道教思想的著作，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有关道教的学术新著。1985年，该书第二卷出版。1984年，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出版，里面的论文多是研究道家、道教思想方面的。

（四）道教文化与基础知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出现文化热，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文化学成为道教研究的重要视角。如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卿希泰《道教文化新探》，马西沙、王卡等《道教文化面面观》，刘仲宇《中国道教文化透视》等。上述著作从文化学的视角，将道教与其他宗教当作人类的文化现象，有利于客观公平地进行评价和分析。另外，还有一些介绍道教基础知识的读物，以及道教辞典等工具书的编纂。如曾召南、石衍丰《道教基础知识》，李养正《道教概说》，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有道教分支学科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也有道教分支学科部分。

（五）道教内外丹与医学养生研究

关于道教的外丹与科技、内丹气功、医药养生等方面，也是本阶段研究的热点，出版了不少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如何丙郁《道藏丹方鉴源》，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赵匡华《中国炼丹术》等。另外，学者们还做了外丹黄白术模拟实验，公开发表的成果有孟乃昌《汉唐硝石名实考辨》，郑同《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等，都对道教炼丹术的研究有重要推进。

在内丹方面，李远国《道教气功养生学》，王沐编《道教五派丹法精选》，陈兵《道教气功百问》等，主要从气功的角度研究道教内丹。在医学养生方面，有边治中《中国道教秘传养生长寿术》，陈撄宁《道教与养生》等。

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年间，出版著作近30部，论文300余篇，平均每年大概新增2部著作、30多篇论文。这样的数量和速度，不仅超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也超越了1900-1949年的近五十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道教研究十年间能取得如此成就，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国家级研究机构的设立和专业型研究人才的培养，以及学术刊物的创办等。

首先是国家级研究机构的设立。1978年之前的道教研究只是在少数学者当中分散地进行。改革开放后，道教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道教研究室。1980年，四川大学成立了以道教研究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所。198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此后，其他一些科研院校也陆续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有专门从事道教研究的研究员，并有道教方向的硕士点；北京大学于1982年创办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宗教学本科专业，于1989年成立了宗教研究所；1984年，云南省社科院成立宗教研究所，主要开展云南道教的研究。这些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建立，使得道教研究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形成一股集体攻关的力量，开展一些集体项目。事实上，当时的一些重点课题就是这样完成的。

其次是专门人才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都先后招收了道教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明自1978年开始招收道家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道教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也招收了宗教专业的本科生，从而培养了一批从事道教研究的专业人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收道教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时，上海、四川、陕西等省市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通过公开招聘，从社会上吸收了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员。

再次就是学术刊物的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办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每期都刊载有道教研究的论文。1982年，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也创办了以刊登道教研究内容为主的《宗教学研究》，先在内部交流，出了六期；从1985年起改为公开发行。另外，中国道教协会主办的《道协会刊》也改为《中国道教》发行。而陕西、上海道协创办了刊物进行内部交流。这些学术刊物的创办，为道教研究提供了发表和交流的平台。

三、道教研究的繁荣与兴盛（1990-1999年）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道教研究开始走向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术研讨会增多。在20世纪80年代，也召开过几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而到90年代，道教学术研讨会明显增多，规模也明显增大，研讨的内容更加广泛而深入。举办单位不限于内地科研院校等学术机构，更多的是学术界与道教界联合举办，有的是海峡两岸共同举办。有地方性的，有全国性的，也有国际性的，非常活跃。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大大促进了道教研究的繁荣。

第二，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增多。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些科研院校成立了道教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如1999年厦门大学成立了宗教学研究所；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1999年，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成立武当研究院；1999年，山东师范大学成立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于1992年成立宗教研究室，1994年撤历史所，改为历史宗教研究所，1999年正式更名宗教研究所。一些地方还成立了群众性的道教文化研究会，如泉州市道教文化研究会、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等。除此之外，道教界自身也重视学术研究，中国道教协会于1989年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地方道协也相继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机构。同时，道教学术刊物也在增多，更多的地方道协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这些学术机构和刊物的创办，反映了道教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三，学术新人和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改革开放伊始，从事道教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不多，只有王明、汤一介、卿希泰等少数几位。他们培养的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长，进入90年代，这批学者已经成为主力，并且已经成为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开始培养第三代人才。随着学术新人的不断出现，道教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年期间出版的各种专著、工具书、论文集、通俗读物等著作有200余部，发表的学术论文平均每年在50篇以上。

20世纪90年代道教学术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也具有很高的水平，很多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以下就这期间出版的成果进行择要的介绍。

（一）道教历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历史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编写的《中国道教史》于1990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道教通史。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编写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于1988年出版了第一卷，1992年-1995年又陆续出版了第二卷至第四卷。两部通史均是当时学术界中坚学者的集体著作，代表了当时道教研究的学术水平。

通史之外，在道教断代史、区域史、道派史等方面也出版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如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汤其领《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史研究》，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萧登福《周秦两汉早期道教》等。在区域道教方面，有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黄兆汉《香港与澳门之道教》，赵亮等合著《苏州道教史略》，樊光春《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赖宗贤《台湾道教源流》等成果。道教宗派史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如郭树森《天师道》，张继禹《天师道史略》，王士伟《楼观道源流考》，黄小石《净明道研究》等专题研究。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道教文献的整理仍然是此阶段研究的重点之一，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的《道藏提要》，1991年出版，该书对《道藏》中1400多种经书撰写了提要。其次是胡道静、陈耀庭等主编的《藏外道书》于1992-1994年出版，该丛书搜集整理影印了1000余种明《道藏》之外的道教典籍。再次是汤一介主编的大型丛书《道书集成》，共60册，影印出版了明《道藏》及明《道藏》未收或新出的道经约2000余种。这些都是从提供资料的角度对道教文献进行影印整理。此外，尚有不少研究道教文献的著作出版，如朱越利《道经总论》，卿希泰、郭武《道教三字经注释》，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等。

对于道教文献中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张华鹏等人合编《武当山金石录》，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龙显昭、黄海德《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刘兆鹤等人合编的《重阳宫道教碑石》等。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方面，此阶段出版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如卢国龙《中国重玄学》《道教哲学》，李刚《汉代道教哲学》，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等专著。此外，牟钟鉴、胡孚琛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李刚《劝善成仙一一道教生命伦理》，姜生《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李大华《道教思想》，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何建明《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陈德安《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王利器《葛洪论》，张广保《超越心性——20世纪中国道教文化学术论集》，姜生等人合著的《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陈霞《道教劝善书研究》等著作，亦对道教的伦理思想、心性思想、教育思想、劝善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四）道教文化研究与工具书编纂

对于道教基础知识的介绍，以及道教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仍是此阶段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路向，出版了不少相关成果。首先是朱越利等译、日本福井康顺等监修的三卷本《道教》，于1990年、1992年陆续出版，对于道教历史及其文化诸方面有比较全面的介绍。此后，陆续出版的著作有：卢国龙《道教知识百问》，李养正《道教与诸子百家》，刘国梁《道教与周易》，张志哲主编《道教文化辞典》，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1-4卷），郭武《道教历史百问》等等。同时，此阶段还编辑出版了多部道教辞典，如1994年，闵智亭、李养正主编《道教大辞典》出版；1995年，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出版；1997年，李叔主编《道教大辞典》出版。这些道教辞典类工具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道教学术研究的进展。

（五）道教内外丹与医学养生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道教内丹与气功的研究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热点，在90年代初期，涌现出众多道家气功与养生类著作。如王庆余《秘传道家易筋经内丹功》，周晓云编《道家气功宝典》，胡孚琛《道教与仙学》，郝勤《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等。在外丹方面，有金正耀《道教与科学》，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史》，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容志毅《中国炼丹术考略》等著作出版。道教与医学养生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关注，出版的成果有：洪建林编《道家养生秘库》，洪丕谟《佛道修性养生法》，陈耀庭、李子微、刘仲宇等编《道家养生术》，孟乃昌《道教与中国医药学》，张钦《道教炼养心理学引论》等。

（六）道教与文学艺术研究

关于道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本阶段道教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了相当多的成果。主要著作有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詹石窗《道教文学史》《道教与戏剧》，伍伟民、蒋见元《道教文学三十谈》，刘守华《道教与民俗文学》，杨光文、甘绍成《青词碧箫——道教文学艺术》，钟来因选编《中国仙道诗精华》，黄世中《唐诗与道教》，张松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潘显一《大美不言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苟波《道教与神魔小说》等。

道教与音乐艺术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此阶段也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如1993年，由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史新民、周振锡采录、记谱、编辑而成的《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出版；1993年，王纯武、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出版；同年，蒲亨强《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出版。1994年，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合著《道教音乐》出版。

四、道教研究的深入与拓展（2000-2009年）

历史进入21世纪，道教研究承前启后，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继承研究道教历史和文献的传统，研究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开始较多地关注现实道教，并挖掘道教内部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以运用于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体现了道教研究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了道教研究视角和范式的新趋向。

据初步统计，2000年至2009年的十年间，共发表道教相关学术论文上千篇，平均每年100篇左右；出版道教相关学术论著约300部，平均每年30部左右。道教研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国内环境有关，道教学术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学术研究机构的继续成立和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人才的培养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各种课题资助的数量和力度加大。

在此期间，一些大学的宗教所和研究中心成为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出版多种著作和刊物，培养研究人才，有力地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如1999年，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更名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以道教史研究、道教思想史研究为主要特色，承担了大量各级科研项目，培养了众多道教方向的研究生。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被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以研究所为主要依托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学科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下设老庄学研究室、全真道研究室、地方道教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该中心于2009年获批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在各级各类课题的申报上，道教学科也得到了较好的机遇。据统计，在1991年至1999年间，道教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有24项，平均每年不足3项。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4年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极大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国家项目数量大幅增加，道教学科也获得较多的资助。据统计，2000年至2009年，道教研究项目共获得52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平均每年有5项多。在国家政策扶持和项目资助的良好环境下，我国的道教研究在21世纪初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世纪初，道教历史研究继续深化和拓展，其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转向断代史、区域史、教派史等方面，出版了众多著作。如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李大华等《隋唐道家与道教》，汤一介《早期道教史》，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樊光春《陕西道教两千年》，萧霁虹《云南道教史》，王志忠《明清全真道论稿》，张金涛《中国龙虎山天师道》，赵卫东《丘处机与全真道》，吴亚魁《江南全真道教》，刘固盛《道教老学史》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丰富和深化了道教历史的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

关于道教文献的整理，在新时代也进一步深化，呈现出新的气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大型道教文献整理项目的完成和出版；二是宫观山志、道教碑刻、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等新材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和出版；三是道教经典的专题研究。

自1996年至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与中国道教协会、华夏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起《中华道藏》编修工程，这是明代以后首次全面整理编修《道藏》的大工程，全国各地科研院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和点校工作。2004年《中华道藏》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全书在《明道藏》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等，计1526种，分为49册，约6000万字。除了《中华道藏》，还有一些大型文献整理项目也完成出版。如王卡、汪桂平主编《三洞拾遗》（全20册），《中国道观志丛刊》（全36册）、《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全28册）等出版。

在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如2004年，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出版，著录敦煌道教文献800多件。在道教碑刻的搜集与整理方面，有赵世瑜《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张华鹏《武当山金石录》，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吴亚魁《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张泽珣《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附造像碑文录》等。

在道家与道教思想方面，此阶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版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如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全4卷）于2009年出版，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

以前的道教研究偏重于历史文献和哲学，随着道教研究的深入，关于道教制度、仪式和方术等领域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这方面的研究大量增加，先后有闵智亭《道教仪范》，陈耀庭《道教礼仪》，任宗权《道教科仪概览》，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卢国龙和汪桂平《道教科仪研究》等著作出版。在符咒法术方面也有专门的研究，如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刘仲宇《道教法术》，李远国《神霄雷法》，张振国《道教符咒选讲》等，都有一定的研究深度。

新时期的道教研究，除了继续深化对道教历史、文献、思想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外，人们开始关注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关注现实中的道教，并运用道教文化资源于现实生活，因而对当代道教的研究大大加强。2000年，李养正《当代道教》出版，是关注和研究当代道教的代表作。2002年，叶至明主编《道教与人生》一书出版，收录了在庐山召开的两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探讨的主题是道教与现代文明、生活道教，反映了道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研究路向。从2002到2008年，中国道教协会连续举办了四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和专题，学术界和道教界共同探讨新时期道教思想与当代社会如何适应的问题，并对道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道教研究的创新与转型（2010-2019年）

在这个时期，道教研究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面对新时代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变化，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深度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研究范式的逐步转型。近十年来，道教学研究在研究平台、人才培养、课题申报和刊物创办上都有所创新和发展，为道教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首先是道教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和学会的不断创立，为道教研究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如2010年，四川大学成立老子研究院；2016年，“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和“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同年，山东师范大学成立“全真道研究中心”，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研究院更名为“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2018年，中国宗教学会道教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同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2019年，四川大学成立“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道教断代史研究中心”“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等五个中心；西南交通大学成立“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宗教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道教学术研究的繁荣。

其次是各种学术刊物的创办，为道教研究提供了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相继创办了一些学术集刊，以刊登道家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于2010年创办了《老子学刊》，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于2010年创办了学术集刊《全真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研究所于2012年创办了学术集刊《正一道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于2018年创办了学术集刊《中国本土宗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道教研究中心于2018年创办了学术集刊《道教学刊》。这些学术集刊的持续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学术的发展。

从2010年至今的十年间，道教研究成果突出，数量庞大。据初步统计，此期间共出版道家道教类著述约400余种，平均每年新增约40余种；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道教学术论文在2000篇以上，平均每年在200篇左右。从成果的数量和研究的深度来说，应该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道教历史研究是百年来道教研究的主题和重点，此期间的热点主要集中于道教区域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先后出版有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孔令宏等《江西道教史》《浙江道教史》，佟洵主编《北京道教史》，赵芃《山东道教史》，刘庆文等《河北道教史》，刘固盛等《湖北道教史》，孙亦平《东亚道教研究》《道教在日本》《道教在韩国》，宇汝松《道教南传越南研究》等，这些著作都体现了新时期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化。

除了区域道教的研究之外，在道教通史、断代史、教派史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成果。如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寇凤凯《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张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吴亚魁《江南全真道教》，赵卫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李志鸿《道教天心正法研究》，盖建民《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汪桂平《东北全真道研究》，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丁培仁《元前道派研究》，张广保《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刘莉《道教天心派北极驱邪院研究》，曹群勇《明代天师道研究》，李大华《香港全真教研究》等。

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是道教学永恒的主题和持续的热点。这十年来，学术界在道教文献整理方面更上层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1年，熊铁基主编的大型道教文化丛书《老子集成》（全15卷）出版，收录自战国至1949年关于《老子》的传本和注疏本，共265种，全部加以标点、校勘，重新整理，形成规范的、便于现代人使用的文本，是新时期道家道教文献整理工作的重大成果。另外，2018年方勇主编大型丛书《子藏·道家部·老子卷》（全120册）出版，共收录《老子》白文本、节选本、稿抄本、批校本及研究著作共457种，影印出版，集《老子》各种版本及研究资料之大成。除此之外，此阶段在道教碑刻资料的挖掘整理上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地方志、档案、出土文献等方面也受到关注和挖掘，如何建明主编《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全1200册）分寺观卷、人物卷和诗文碑刻卷三大系列，分类搜集了全国各地历代六千余种地方志中的佛道教资料。

关于道教典籍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对重要道教经典的点校整理和研究，不断推出新成果。如王卡主编《中华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汪桂平等点校《齐云山志（附二种）》，陈文龙《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研究》，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王岗点校《茅山志》，王皓月《析经求真：陆修静与灵宝经关系新探》，夏先忠《六朝上清经用韵研究》，刘祖国《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道教制度、仪式和法术等领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主要有张泽洪《道教礼仪学》，李远国《道教法印秘藏》，刘仲宇《符箓平话》《道教授箓制度研究》，任宗权《道教手印研究》，张振国等《道教符咒大观》，姜守诚《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高丽杨《全真教制初探》等。

此外，在道教思想与哲学、道教内丹与医学养生、道教与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是成果丰富，不断创新。特别在道教与当代社会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加强了对道教现状的调查，加强了对道教当代价值的挖掘，出版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

2008年，《中国宗教报告》（宗教蓝皮书）开始出版，此后每年一辑，到2017年已编纂出版十辑，每辑都有当年的各大宗教报告。其中每辑都至少有一篇道教报告，对当年的道教大事及热点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如李刚《新生态、新问题、新挑战下道教文化的角色功能》，王卡《道教发展的新气象和新机遇》，汪桂平《2013年道教发展与走向世界》等，这些报告以其现实性、及时性和连续性，成为道教现状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此外，还有不少专著或论文集也在探讨道教的现代价值和当代发展状况。如陈霞主编《道教生态思想研究》、黄永峰《道教在当代中国的阐扬》、袁志鸿《凝眸云水：关于道教文化的思考与阐扬》等，均探讨了道教文化发展问题。

总之，道教与当代社会的研究是21世纪以来道教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并在未来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六、新时代道教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综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道教研究，从缓慢发展到繁荣兴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道教研究也进入到全新的时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道教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一支，在机构建置、人才培养、刊物创办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教学科体系。

新时代的道教研究，必将在70年来积累的巨大基础之上继续前行，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转型。展望道教研究未来的发展走向，大致会在以下方面进行继承和创新。

道教历史研究一直是百余年来道教研究的主要脉络和重要领域，也仍然是未来道教学术的主流，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和方法上进一步深化、细化和创新。如断代道教史（特别是宋元以后的断代史）、区域道教史（包括海外道教）、教派史等仍然是重点研究领域。道教通史也将在吸纳新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的视角进行重新构建，如卢国龙主持的大型课题正在组织学者撰写十卷本《道教通史》，樊光春也在编写道教学院教材《中国道教史》。

道教文献也是传统深厚、历久弥新的一个重点领域，70年来出版的学术成果难以计数，未来仍然是道教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并且偏向于一些大型集体项目。如规模巨大的“中华续道藏”工程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之中，全国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预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另外，敦煌道教文献合集、东方道藏、道藏集成、中华道经精要、道医集成等大型项目也已启动或已基本完成。

道教仪式、修炼、戒律、法术等领域属于道教内部的信仰要求和行为方式，以前学者们虽有关注和研究，但偏重于历史和现状描述，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图像学、现代科学等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有望实现突破和深化。如吕鹏志与劳格文（John Lagerwey）合作主编《道教仪式丛书》，计划首批出版15种。卢国龙正在主持“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其中在“道门威仪”“道法修持”子项目上，研究进路也有所创新。

道教医学、道教心理学、道教图像学、道教文学、道教语言学等交叉学科虽然一直有学者进行研究，但兼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相对较少，研究深度和广度也远远不够。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不同学科的交流互动，该领域正充满活力，潜力巨大。

新时期的道教研究，范式转型和方法创新是时代的必然需求。老一辈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出身，偏向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新一代研究者更为多元，兼具考古学、医学、心理学、艺术学、建筑学等学科背景，研究方法偏向于交叉学科，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在借用和吸收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学者们提出要“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因此，构建和完善中国道教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应是未来的必然之势。